金農、鄭燮、黃慎、李鱓、李方膺、汪士慎、羅聘、高翔。
揚州八怪是哪八怪1
清朝中期，在揚州地區活躍著一批書畫家，他們精通詩、書、畫、章，作品風格鮮明，不拘古法，對後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。這些畫家中，以金農、鄭燮、黃慎、李鱓、李方膺、汪士慎、羅聘、高翔等八人最為著名，被稱為“揚州八怪”。揚州能和“八怪”相聯絡，不靠直播，靠人文。
政風寬鬆
清朝建立後。康熙和雍正兩朝為鞏固統治，打壓漢人，鎮壓異見，大興“文字獄”。乾隆即位後，一方面繼承了前朝的高壓政策，加強文化控制，另一方面採取懷柔措施，拉攏漢族精英，緩和滿漢之間的緊張關係。
揚州遠離京城，清初又曾遭到清軍重創。乾隆六下江南，每次必經揚州。他對死守揚州的史可法給予了高度肯定：“至若史可法之支撐殘局、力矢孤忠，終蹈一死以殉”，稱讚他是“一代完人”。揚州相對寬鬆的政治環境，為“八怪”奠定了良好的外部環境。
經濟基礎
揚州，又稱廣陵，始建於公元前486年，距今已有2500多年的歷史了。它東連大海，西溯長江，北上江淮，南下閩越，又有運河之利，歷來是交通樞紐和漕運咽喉，《唐會要》評論：“廣陵當南北大沖，百所集。”
西漢時期，吳王劉濞利用揚州臨海的優勢，“煮海水為鹽”，有了鹽業的蓬勃發展，揚州的經濟迅猛發展。《舊唐書》稱揚州：“江淮之間，廣陵大鎮。富甲天下。”其富庶可見一斑。
唐朝文人盧求在《成都記序》中直言不諱地說：“大凡今之推名鎮為天下第一者，日揚、益，以揚為首，蓋聲勢也。”
時至元明時期，兩淮鹽場的產量，已居全國各鹽場之冠，而揚州有著便利的交通條件，成為了鹽業運營中心和東南重鎮。清初，揚州罹遭十日屠城浩劫，經濟凋敝，人口銳減。
康熙在位期間，數次要求“恤商裕課”，又派“廉幹之士”整頓鹽政，揚州隨之繁華重現。雄厚的經濟實力，培植了“揚州八怪”產生的土壤。
社會認同
藝術作品的普及離不開社會的認同。據統計，乾隆年間全國新建書院1139所，修復重建書院159所，修整其他類似書院的教育機構不下2500所。書院的興盛，既為各階層培養了大量人才，又提高了人們的文化修養。
揚州鹽商聞風而動，競相出資修建書院。雍正年間，兩淮鹽運使高斌指出：“揚州故屬郡治，兩淮商土萃處於斯，資富能訓，英才蔚起，鹹踴躍歡迎，原光盛典。”
先後修建了安定、梅花、廣陵、江甘等書院，同時，鹽商還資助經費，保證書院和學生的日常開銷。在官方和鹽商的帶動下，書院聘請有真才實學的名士主持講席，吸引了四方學子前來求學。揚州的社會風氣為之一振，民間的精神追求也與日俱增。
當地民諺有云：“堂前無字畫，不是舊人家。”康熙兩位皇帝南巡揚州，極大地刺激了當地文化藝術事業的發展。有需求就有市場，各地藝術家紛至沓來，清朝戲曲作家李鬥在《揚州畫舫錄》中透露，當時各地旅居揚州的畫家有102位，書法家有67位。
“揚州八怪”中，鄭燮、李鱓、羅聘和高翔是土生土長的揚州人，金農是錢塘（今浙江杭州）人，歷經了康雍乾三朝。黃慎擅山水、人物、花鳥，出生在福建寧化。
李方膺“有惠政，人德之”，生於江南通州（今江蘇南通）。汪士慎安徽休寧人，後寓居揚州。可見，“八怪”中有一半來自於外地。社會廣泛共鳴，是“八怪”創作的內在動力。
鹽商推動
鹽商是“揚州八怪”發展壯大的主力。在歷史上，商人位列“四民”之末，被官僚世俗所輕視。乾隆年間，兩淮鹽運使盧見曾與文人墨客舉辦“紅橋修禊”盛會，但規定“凡業鹺者不得與”，而民間則將鹽商叫做“鹽呆子”，嘲諷他們腰纏萬貫卻缺乏修養。
金錢和地位的反差，迫使鹽商採取措施，力圖改變現狀。他們聘請名士為其作畫、寫聯、題匾，藉此提高自身的身價。黃慎長期得到鹽商李氏和汪璞莊的資助，他有感而發：“相對每逢風雨夜，攜衾抱枕即吾廬。”
《清稗類鈔》中記載，馬曰琯曾出銀三百兩，為鄭燮還債修房。汪士慎長期住在馬曰琯的書屋，因馬家小玲瓏山館有個七峰草亭，汪士慎自號“七峰居士”。
鹽商對“八怪”的不止於此。商人程羽宸出資1000兩，為鄭燮迎娶了饒五娘。黃慎“赴友人飲，見其鄰腐肆之婦而悅之，囊無資不能致也。乃畫一仙女，張之裝潢之肆。鹽商以種值購之，不可。問其所欲，則以實告，商因買腐肆之女易之。”
此外，汪士慎的《巢林集》和金農的《畫竹題記》等也在鹽商的資助下，刊印發行。
此外，鹽商的收藏之風對“八怪”有著間接的影響。乾隆38年（公元1773年），朝廷編纂《四庫全書》，馬曰琯藉機進獻古籍、書畫、法貼等藝術品776件。而鹽總安麓村專嗜字畫，收藏了陸機《平復貼》、王羲之《袁生貼》、蘇軾《寒食帖》、展子虔《遊春圖》顧愷之《女史箴圖》、黃公望《富春山居圖》等。
“八怪”常在鹽商家中觀摩，學其所長，畫藝精進。揚州良好的文化藝術氛圍，為“八怪”的藝術研究和創作提供了空間。
書畫創新
“八怪”的產生，和當時書畫的`創新潮流密切關聯。清初，畫壇崇尚“擬古”之風。徐謂、朱耷、石濤等人對這一萎靡之風深感不滿。徐謂強調獨創精神，注重寫意神似。鄭燮對此深表贊同，他刻有“青藤門下牛馬走”的印章，以示對徐謂的尊敬。
朱耷的“白眼向人”畫風筆墨老練簡潔，構圖獨具匠心，形象誇張生動，他的水墨圖倍受“八怪”推崇。石濤主張“筆墨當隨時代”，應“無法而法，乃為至法”，進而“一畫之法，乃自我立”。
石濤晚年在揚州賣畫為生，與小46歲的高翔（號西唐）結成“忘年交”，高翔“與僧石濤為友。石濤死，西唐每年春掃其墓，至死弗輟。”足見石濤對高翔影響之深。“八怪”汲取了徐謂、朱耷、石濤等人的理論精華，終成具有創新精神的書畫家群體。
“揚州八怪”的興起，和當時的政治、社會、經濟和文化等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，其中不但有歷史的必然性，還有發生在揚州的偶然性。“康乾盛世”帶動了國家整體實力的提升，揚州作為東南重鎮，盛世的發展基因必定融入當地的文化內涵之中，彼此傳承，經久不息。
揚州八怪是哪八怪2
“揚州八怪”之說，由來已久。但8人的名字，其說互有出入。據李玉棻《甌缽羅室書畫過目考》中的“八怪”為羅聘、李方膺、李鱓、金農、黃慎、鄭燮（又叫鄭板橋）、高翔和汪士慎。此外，各書列名“八怪”的，尚有高鳳翰、華嵒、閔貞、邊壽民等，說法很不統一，今人取“八”之數，多從李玉棻說。揚州八怪，職業而已，不能說是正面人物還是反面人物，有時含貶義。
從康熙末年崛起，到嘉慶四年“八怪”中最年輕的畫家羅聘去世，前後近百年。他們繪畫作品為數之多，流傳之廣，無可計量。僅據今人所編《揚州八怪現存畫目》記載，為國內外200多個博物館、美術館及研究單位收藏的就有8000餘幅。他們作為中國畫史上的傑出群體，已經聞名世界，把徐渭的潑墨手法發揮到頂峰。
揚州八怪之八位畫家，生前即聲名遠播。李鱓、李方膺、高鳳翰、李勉，先後分別為康熙、雍正、乾隆三代皇帝召見，或試畫，或授職。乾隆八年，弘曆見到鄭板橋所作《櫻筍圖》，即吟誦了“乾隆御覽之寶”朱文橢圓璽。乾隆十三年，弘曆南巡時，封鄭燮為“書畫史”。羅聘嘗三遊都下，“一時王公卿尹，西園下士，東閣延賓，王符在門，倒屣恐晚；孟公驚座，覿面可知。”
揚州八怪大膽創新之風，不斷為後世畫家所傳承，有時含貶義。近現代名畫家如王小梅、吳讓之、趙之謙、吳昌碩、任伯年、任渭長、王夢白、王雪濤、唐雲、王一亭、陳師曾、齊白石、徐悲鴻、黃賓虹、潘天壽等，都各自在某些方面受“揚州八怪”的.作品影響而自立門戶。他們中多數人對“揚州八怪”的作品作了高度評價。
徐悲鴻曾在鄭燮的一幅《蘭竹》畫上題雲：“板橋先生為中國近三百年最卓絕的人物之一。其思想奇，文奇，書畫尤奇。觀其詩文及書畫，不但想見高致，而其寓仁悲於奇妙，尤為古今天才之難得者。”
在揚州當地還流傳這一種說法：“揚州八怪”是指揚州地區的“醜八怪”。由於揚州八怪的藝術風格不被當時所謂的正統畫派所認同，而且他們追求的就是自然，就是真實、現實，他們就把一些生活化，平民化的都搬到他們的書畫作品之中，甚至把社會的陰暗面揭露出來。
這種行為使得統治者的利益受損，說他們都是畫壇上不入流的“醜八怪”，揚州八怪因此而得名。文藝理論家最後把“揚州八怪”歸納為8人。在揚州當地有紀念館，就立著他們的雕像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