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馬”指的是馬的形態,“白馬”指的是馬的顏色,而形態不等於顏色,所以白馬不是馬(白馬非馬)。
白馬非馬典故是白馬非馬是什麼意思1
在“諸子百家”時代，有儒家、墨家等顯學，同樣也有雜家、小說家等末流，而其中有一個學派，他們提出的主張實在太讓人感覺詫異，他們的名聲是建立在後人的嘲笑之上的。
在這一發展過程中，很多人都忘記了他們所主張的理想，同時也忽視了他們對中國社會的重要貢獻。
這就是名家，諸子百家中一個以“詭辯”著稱的另類。
這一學派有兩個非常著名的人物，一個是經常和莊子抬槓的惠子；另一個是以精妙邏輯論證了“白馬非馬”的公孫龍子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“詭辯”不是“狡辯”，一字之差，天壤之別。真正的“詭辯”是一種精妙的話術，有著化不可能為可能的神奇，其本質是對思維的錘鍊，彰顯的是思維的魅力。
為了更好地理解什麼是“詭辯”，需要先分清楚“狡辯”和“詭辯”的差異所在。
分清“詭辯”和“狡辯”：從兩個故事開始說起
“狡辯”的邏輯是有問題的，可以被輕易攻破。
一位顧客，在奶茶店點了一杯紅茶，然後又用這杯紅茶換取了一杯綠茶。最終拿起綠茶，並沒有付費，並且進行了一次狡辯。
顧客：“這杯綠茶是我用紅茶換的，憑什麼要我付錢？”
店家：“紅茶的錢您也沒付啊。”
顧客：“紅茶不是在你們手裡嗎？我又沒有拿到，為什麼要付錢？”
從這一次事件當中，最根本的邏輯錯誤就是，顧客並沒有紅茶的擁有權。他只是用店家的紅茶換了店家的綠茶，這種交換是不成立的。
但是，“詭辯”在邏輯上是找不到錯誤的，利用的就是“悖論”的出現。比如“詭辯”中著名的“半費之訟”。
歐提勒士向古希臘著名的辯者普羅達哥拉斯學習法律，並且簽署了一份協議。雙方約定，歐提勒士在畢業的時候支付一半的學費，另一半學費要在其第一份官司勝利之後再支付。然而，歐提勒士在畢業之後卻並沒有履行律師的義務，遲遲不打官司。
於是，普羅達哥拉斯將他告上法庭，以此就出現了這一場著名的“詭辯”。
普羅達哥拉斯認為：
第一，如果這場官司我勝訴，那麼按照法官判決，歐提勒士需要向我支付另一半學費。
第二，如果這場官司我敗訴，那歐提勒士勝訴之後，按照合同規定，也必須向我支付另一半學費。
然而，歐提勒士也提出了與此完全相反的觀點：
第一，如果這場官司我敗訴，按照合同約定，我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學費。
第二，如果這場官司我勝訴，按照法官判決，我也不需要支付另一半學費。
這就是“詭辯”，從雙方的邏輯上考慮，都找不出任何錯誤。而所謂的“破斥”，糾結於“合同”的有效性，其實是法律問題，而不是邏輯問題。
《白馬論》：“白馬非馬”的實質是現代語言學萌芽
《公孫龍子》一書，據《漢書·藝文志》記錄，本應有十四篇，但因為散軼，儲存下來的只有六篇，其中能確定是公孫龍本人思想的只有五篇。而在這五篇當中，公孫龍提出了兩個一直被中國社會所討論的話題，即“白馬非馬”和“離堅白”，公孫龍子也成為了名家中“離堅白”一派的代表人物，與惠子的“合同異”派並列。
在“白馬非馬”這一論題下，主要就是公孫龍用邏輯關係來論證了“白馬”不是“馬”這一觀點，但值得注意的是，這裡的“白馬”和“馬”已經不僅僅是具體物象的概念了，而是成為了抽象思維的代表。
當下很多人用“矛盾特殊性”的理論來對這一觀點進行“破斥”，認為“白馬”只是矛盾特殊性的一種表現，以此來說明“白馬是馬”。但其實這種“破斥”是不成立的。
白馬是馬，這是生活常識，“矛盾特殊性”理論的應用，其實是從另一個角度來證實了這一常識，而不是從公孫龍的邏輯出發進行破斥。也就是說，“矛盾特殊性”理論即使論證了“白馬是馬”，也不能用來反駁公孫龍的“白馬非馬”。
那公孫龍在論證這一話題中，提出了什麼樣的“詭辯”呢？
命色者，非命形也，故曰白馬非馬。
從公孫龍的邏輯出發，他將“白”和“馬”這兩種概念進行了拆分，這是“離堅白”派經常使用的論證方式。他認為，白是顏色，而馬是形態，顏色和形態的組合肯定不能用單一的形態來表示。
在此之後更是進一步舉例。如果是尋求形態的“馬”，那麼黃馬、黑馬都符合要求，但是如果是尋求白馬，那麼黃馬、黑馬就都不符合要求了，如果白馬是馬，那麼兩次所求一致，怎麼會出現結果的不同呢？
面對詰難者從公孫龍的邏輯出發，提出“所有有顏色的馬都不是馬”的反問，公孫龍的解釋就又回到了“白”與“馬”是“命形”和“命色”的觀點上來，形成了邏輯上的死迴圈。
而針對詰難方將“白”和“馬”視為同一事物不同屬性的觀點，公孫龍的論證更為巧妙。
公孫龍利用上一回合對方的論點來駁斥這一觀點，既然對方根據公孫龍的觀點提出“黃馬”也不是馬，那麼就是認同顏色和形態是兩種事物。既然將“黃馬”和“馬”區分開來，那麼又將“白馬”和“馬”統一看待，這不是邏輯上的矛盾混亂嗎？
而公孫龍最終的觀點其實只有一句話：
白者不定所白，忘之而可也。白馬者，言定所白也。定所白者，非白也……無去者非有去也。故曰：白馬非馬。
也就是說，增設了限定條件的概念和沒有限定條件的概念是不同的。
可以看到，通過兩個回合的激辯，其實公孫龍所說的“白馬非馬”並不是很多人認為的“白馬”不是“馬”，而是從語言學的'角度來區分概念的內涵，將代表抽象概念的“能指”與代表具體物象的“所指”區分開來。
這種研究語言的方法，西方索緒爾等人從17世紀後才開始進行系統地研究，而中國在公元前就已經在探討這一問題了，只不過因為“實用性”的原因並沒有進行下去。
《堅白論》：名家“離堅白”派用以闡述政見的思維邏輯
和“白馬非馬”並稱的邏輯命題，公孫龍提出的“離堅白”同樣十分著名。
這一爭論是通過一塊堅硬的白石引起的，公孫龍認為，同一塊石頭中，“堅”和“白”是分離的，這顯然又是一個違反常識的觀點。
公孫龍在這一篇作品中，先是通過“白”是視覺、“堅”是觸覺的分別，來說明“堅”與“白”是不可同時被感知的，這就是所謂的“離”，其針對的是詰難者所認為的“堅白”兩種特性共存於一石之中不可分離的觀點。
而在詰難者舉出“堅”是石之堅，“白”是石之白，所以兩者是共存於“石”中的觀點後，公孫龍認為，“堅”與“白”不是石頭固有的屬性，而是特徵。不會因為沒有石頭就不存在“堅”和“白”兩種屬性。所以，“堅”與“白”的分離，才是形成了事物共性和個性的差異。
並且，公孫龍借這一觀點提出，感覺是不可信的，只有思維的論證才是真理。一塊“堅白石”，拿在手中的感覺不如經過思考之後的邏輯更為真實。
名家“詭辯術”，其目的和作用都有現實意義
公孫龍這等名家人士，其實是想用“詭辯”的方式來制止刀兵。
諸子百家之中，所有的主張其實都是為了現實服務，都希望通過自己的學說來終結亂世。像道家用“無為”，法家用“刑律”，儒家用“禮義”，而名家所用的就是“詭辯”式的思維方式。
公孫龍和惠子一樣，都主張“偃兵”。他們認為導致亂世的出現，是因為各諸侯國之間無休止的征伐。而在他們看來，這種征伐是沒有必要的，一切爭端都可以用辯論的方式來解決。這樣一來，國家間的戰亂其實就變成了雙方的一次辯論，誰能佔據道理，就看哪方的辯士更為優秀。其所依靠的正是中國古代社會極為看重的“名分”，希望以此來使得“攻伐”一方變成“無名之師”，進而消弭戰爭。
這就和孔子所說的理論有相通之處：
《論語 ·子路》：必也正名乎！名不正則言不順，言不順則事不成。
這種想法自然是失敗了，但是其邏輯思維的精彩論證卻在歷史上大放異彩，並且也深刻影響了中國古代社會的程序。
後世很多大儒都對《公孫龍子》進行評價，比如儒家的荀子就曾評價名家：
不法先王，不是禮儀，而好治怪說，玩琦辭，甚察而不惠，辯而無用，多事而寡功，不可以為治綱紀。
類似的評價歷來多有，但有趣的是，各朝代學者都是否定公孫龍“詭辯”的行徑，卻沒有人能在邏輯上找到他的漏洞。所以有人感嘆，如果最初所學不是儒道墨法，而是名家“詭辯”，那麼同樣會認為儒墨等學說是錯誤的。
本來是一種闡述政見的思維方式，但在客觀上卻促進了中國邏輯學的發展，成功地將思維的錘鍊推向了極致，形成了一種化不可能為可能的離奇現象。
這種“詭辯”式的辯論方式，後來被諸子百家所吸收，成為了自身闡釋道理的一種手段。而進入近現代社會中，辯論活動的舉行、律師等職業的工作方式也深受名家“邏輯論證”的思維所影響，至今仍然能看到這一學派的痕跡。
白馬非馬典故是白馬非馬是什麼意思2
白馬非馬論違反了什麼哲學原理
“白馬非馬”，是戰國時期名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公孫龍在《白馬論》中提出的一個重要命題。
長期以來，人們由於不承認公孫龍對“白馬非馬”這一命題所闡明的邏輯思想內容。
僅以常識中的“白馬是馬”作為唯一正確的判斷，有意無意地把辯證法觀點和形式邏輯思想絕對對立起來，或者將“白馬非馬”的“非”字僅從語詞上加以解釋。
因而一直把公孫龍關於“白馬非馬”的邏輯命題當作哲學上的詭辯命題，實際上這是不符合公孫龍在《白馬論》一文中所闡明的思想的。
公孫龍在《白馬論》一文中不只是提出了“白馬非馬”這一命題，而且非常明確地論述了“白馬非馬”這一命題的具體含義，為確切地理解這一命題提供了根據。
01
要搞清楚這個命題，先要理清“非”字的涵義。
“非”字既可以作“不屬於”講，表示二者之間沒有包含或隸屬關係，例如“羊非牛也”、“鍾非燈也”等等。
也可以作“不等於”或“不同於”講，表示二者之間不全等但可以具有包含或隸屬關係，例“1非2”、“部分非全體”等等。
在這裡把“非”譯為“不是”同樣是可以的，即“1不是2”、“部分不是全體”，這並意味著“2不包括1”或“部分不屬於全體。”
因此，關於“白馬非馬”的“非”字究竟應該如何理解，自然也不能脫離《白馬論》一文所作的具體分析。
公孫龍當時還沒有關於“內涵”與“外延”等現代邏輯科學的概念，但在《公孫龍子》一書中確實已經提出了名(概念)具有內容(內涵)與範圍或物件(外延)等重要的邏輯思想。
《名實論》說:
“物以物其所物而不過焉，實也，實以實其所實而不曠焉，位也”。
這就是說，物在形成某一個或某一類具體事物時，必須具有確定的物件和範圍，而不能任意超過；實必須使之充實自己而具有確定的內容，不能是空曠無內容的。
例如，“白馬”必須有白馬這一確定的物件和範圍，還必須有“白”之色和“馬”之形為內容，這就為明確“白馬”之名的外延和內涵提供了客觀根據。在《白馬論》一文中則是更具體、更清楚地闡明和發揮了這一邏輯思想。
首先，公孫龍論“白馬非馬”，就是從外延上強調“白馬”與“馬”是不能等同的。《白馬論》說:
“求馬，黃、黑馬皆可致；求白馬，黃、黑馬不可致。使白馬乃馬，是所求一也。”
這就非常明確地指出了“馬”是包括黃、黑馬的，而“白馬”則是不包括黃、黑馬的。也就是說，“馬”與“白馬”所指的物件(外延)是不相等的。
公孫龍在這裡只強調了黃、黑馬與白馬在外延上是排斥的，它們之間沒有包含關係，並且講了“馬”可以包括黃、黑馬，“白馬”不包括黃、黑馬，而沒有說“馬”肯定不包括白馬，只是說“馬”與“白馬”不能是所求一也。
這就可以看出，公孫龍在這裡所強調的只是“馬”與“白馬”存在著是否包括黃、黑馬的區別，即它們在外延上是不相等的，而不是說“馬”與“白馬”在外延上是絕對排斥的。
事實上，公孫龍在這裡也講清楚了“馬”與“黃馬”、“黑馬”的外延同樣是不相等的，因為“馬”不僅包括黃馬，至少還包括黑馬，因此“馬”與“黃馬”或“黑馬”均非“所求一也”。
《白馬論》說:
“以有馬為異有黃馬，是異黃馬於馬也。異黃馬於馬是以黃馬為非馬。”
這就是說，“黃馬異於馬”就是“黃馬非馬”的思想內容。公孫龍所闡明的“白馬非馬”的內容不正是指的“白馬異於馬”(外延上)嗎？
所以，在公孫龍那裡，如果把“白馬非馬”這一命題換成“黃馬非馬”或“黑馬非馬”的命題，實際上都是同樣性質的邏輯命題。
它們都只是強調了“馬”與“白馬”或“馬”與“黃馬”或“馬”與“黑馬”的外延是相異的、不相等的。
難道能說前一個“黃馬是(屬於)馬”(“求馬，黃黑馬曾可疑”)是正確的，而後一個“黃馬非(異於)馬”(“異黃馬於馬，是以黃馬為非馬”)就是錯誤的嗎？
02
《白馬論》一文還著重從內涵方面強調了“馬”與“白馬”是不同的。文章說:
“馬者，所以命形也；白者，所以命色也。”“白馬者，馬與白也，白與馬也，故曰白馬非馬也。”
文章的結尾對這一點講得更清楚:
“馬者，無去取於色，故黃、黑馬皆所以應；白馬者，有去取於色，黃、黑馬皆所以色去，故唯白馬獨可以應耳。無去者非有去也，故日白馬非馬。”
這就是說，“白馬”之所以非“馬”是在於白馬取其確定的白色之馬，故黃、黑馬不能算白馬。馬則是“無去取於色”，“無去取於色”不是無色，而是不取其確定的顏色，即包括各種顏色的馬，故黃、黑馬皆可以算馬。
這就把“白馬”與“黃”、“黑”馬的內涵區別開來了，也把“馬”與“白馬”的內涵區別開來了。
同樣，公孫龍在這裡只強調了“取於色”與不“取於色”的內涵區別，不僅沒有把“馬”與“白馬”的內涵完全對立起來，而且肯定了“白馬”包含著“馬”形的內涵，“馬”也包含著色(各種顏色)的內涵。“馬”與“白馬”從內涵上決不是完全排斥的，但又不是等同的。
這裡更加清楚地看出，公孫龍認為“馬”與“白馬”都具有“馬形”的共性，只是“色”的內涵還不相等而已。因此，公孫龍完全沒有要把“白馬”排斥在“馬”的外延之外的意思。
在《白馬論》一文中，問者曾多次講到“有白馬不可謂無馬也”、“有白馬為有馬”、“天下非有無色之馬也”等屬於常識的正確命題，用以對公孫龍進行質疑。
然而，公孫龍在回答時卻從來沒有懷疑或否認過這些命題本身的正確性，從來沒有提出或推出過那種違反常識的“白馬不是馬”或“白馬不屬於馬”的命題，而只是一再從“名”(概念)的內涵與外延兩個方面強調“白馬”與“馬”這兩個具有種屬差別的“名”(概念)是有區別的，是不能簡單等同的。
也就是說，共性的“名”和特殊的“名”所指物件的範圍和屬性，是不相等的。所以，公孫龍講“白馬非馬”時，無論從內涵或外延上，都沒有說“馬”不包括“白馬”，或者“白馬”中沒有“馬”的內涵。
恰恰相反，公孫龍不僅肯定了“白馬”包含了“馬”形的屬性(內涵)，而且還專門強調了“白馬”是包括在“馬”之中的(外延)。
《白馬論》說:
“馬固有色，故有白馬。使馬無色，有馬如已耳，安取白馬。”
很清楚，公孫龍完全承認馬都是具有顏色的，馬包括各種顏色的馬，馬要沒有顏色，也就不存在有白馬了。很顯然，“白馬”就是指白色的馬，是“馬”的一部分。
前面已經講到，公孫龍不僅肯定了“黃馬是(屬於)馬”，而且肯定了“黃馬非(異於)馬”。
前者是屬於常識的或哲學的命題，後者是屬於邏輯的命題，這兩個命題所包含的思想都是正確的，它們從不同的角度反映了局部與整體、一般與個別的'辯證關係。
事實上，“白馬是馬”(或“黃馬是馬”)也決不是說白馬的外延和馬的外延是等同的，而只是反映了白馬與馬的種屬包含關係，這跟“白馬非馬”的思想是一致的，是相輔相成的。
03
為什麼說肯定了“白馬非(異於)馬”這一邏輯命題，就一定是否定了“白馬是(屬於)馬”這一常識或哲學命題了呢？
事實上，公孫龍是既肯定“白馬非馬”或“黃馬非馬”，又肯定“白馬是馬”或“黃馬是馬”的。
公孫龍確實也有不能“以有白馬為有馬”的提法，但這僅僅是從外延上說明有“白馬”與有“馬”是不能完全等同的，因為“馬”中還有黃、黑馬，有“白馬”不等於有黃、黑馬，也就是公孫龍自己所解釋的“以有白馬為有馬，謂有白馬為有黃馬也。”
公孫龍的意思是說，如果把有白馬等同於有馬，則有白馬就是等於有黃馬了。
總之，從反映事物的種屬(外延)包含關係上講，公孫龍是清楚地承認“白馬是馬”這一命題的。
現在不難看出，“白馬非馬”的“非”字，在這裡不能作“不屬於”的意思講，而應該作“不同於”或“不等於”的意思講，這才符合公孫龍《白馬論》一文的原意。
這一點，文章本身就已十分明確地指出:
“異黃馬於馬，是以黃馬為非馬。”
就是說：“非”即“異”也。
應當肯定，“白馬非馬”這一命題確實反映了一般與特殊的邏輯關係，揭示了一條帶有普遍意義的邏輯規律，即兩個不同的“名”(概念)必然具有不同的內涵與外延，是不能簡單等同或混淆的，所要求的是不同概念的確定性和不矛盾性，這跟形式邏輯基本規律的要求相一致。
決不能把形式邏輯跟形而上學混同起來，而跟辯證法對立起來。“白馬非馬”這一命題確實是一個反映“名”(概念)的種屬差別的邏輯命題，應該肯定它在邏輯史上的重要意義。
